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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与影响

  MICROPROD是欧盟范围内的一个研究项目,一直持续到2021年底,其目标是了解是哪一些原因导致了当前生产率的下降,以及对欧洲经济模式和公民福利的潜在影响。本文回顾了20篇MICROPROD论文的主要结论,以及它们为政策辩论提供的信息。本文原题名为“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Policy Lessons from MICROPROD”。本文作者Grégory Claeys是Bruegel高级研究员,Maria Demertzis是Bruegel副所长,曾在欧盟委员会及荷兰央行工作。本文于2021年1月刊于Bruegel官网。编译如下:

  欧洲的生产率增长近几十年一直呈下降趋势。生产率增长是产出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欧盟这样的老龄化社会。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了解哪一些原因推动了这一下降趋势,以及这对我们的经济模式和公民福利带来怎样的潜在后果。

  一些解释是全球性的,但欧洲国家的结构差异导致了不同结果,需要在制定政策之前加以考虑。

  MICROPROD是欧盟范围内的一个研究项目,一直持续到2021年底,其目标是利用欧洲各国数据来研究这一宏观经济现象背后的微观经济机制。

  特别是,它致力于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的挑战,以及其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对生产力的影响,并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政策建议。

  到目前为止,MICROPROD研究人员已经发表了20篇论文,涉及与当今政策辩论相关的四大问题:无形资本对生产率的影响及度量;全球化、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GVCs)一体化对生产率的影响;要素配置和配置效率;欧洲在过去二十年中所面临的两个结构性冲击(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

  本文回顾了20篇MICROPROD论文的主要结论,以及它们为政策辩论提供的信息。然而,持续三年的MICROPROD在中期遭遇了COVID-19危机,可能加速某些趋势,也可能扭转其他趋势。因此,我们将讨论MICROPROD在哪几个方面有助于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危机及其后果。

  欧元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增长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50年代初的5%左右下降到近几年的0.5%。在此期间,技术持续进步,GDP增长也没有像生产率那样下降,因此这构成了一个悖论,也是该研究的主要动机。

  生产率增长是产出增长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欧盟这样的老龄化社会。针对生产率增长放缓趋势,有三个主要的政策问题。首先,生产率增长放缓是否真正发生,是不是真的存在低估生产率潜力的问题?第二,在过去的70年里,哪一些原因给生产率带来了长期下行压力?第三,生产率增长放缓对我们的经济模式和公民福利的主要影响是什么?一些理论试图解释生产率增长放缓。长期停滞假说将其解释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的储蓄-投资失衡。这一些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和不平等加剧,导致了全球储蓄过剩和投资不足。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是解决这一种失衡的良方(Summers,2013)。然而,尽管过去十年中采取了积极的宏观经管措施,但并没有扭转生产率增长下降的长期趋势。这表明解决潜在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性。特别地,我们应该了解数字化如何改变了市场结构。数字化部门对实物资本的需求大幅度减少,叠加先动优势,导致一些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占有率。由此产生的集中度和垄断力量意味着更少的竞争和更多的租金。随着全球化消除了进入外国市场的壁垒,国内市场的主导企业也得以在全球扩大市场占有率。大量文献研究了图1所示的趋势,研究表明,低利率(且利率不断下降)环境,使所有这些得到了加强。由于预期利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较低水平,银行进行期限转换将存在困难。同时,僵尸企业将存活更长时间,从而减缓创造性破坏的进程,市场领导者将设法更多地利用战略优势来维持其市场力量。

  一些解释是全球性的,可拿来解释所有国家的变化趋势。但是,在制定政策之前,还需考虑国家结构的巨大差异。MICROPROD是一个由多个欧洲研究机构和国家统计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的项目,目的是利用欧洲各国数据来研究这些宏观经济现象背后的微观经济机制,从而推动这场辩论。它致力于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的挑战,以及其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对生产力的影响,并提供应对挑战的政策选择。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大量MICROPROD论文的目的是理解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分配方面,并指出在实现效率最大化和社会成果可持续分配之间可能的政策权衡。最后,MICROPROD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在欧盟层面收集和测量企业级微观数据,这一些数据可在各国间使用。这是获得可以指导国家和欧盟政策的准确且可比数据关键一步。

  从广义上讲,MICROPROD研究了过去20年的两大生产率冲击:数字化和全球化。本中期政策简报回顾了20篇文章,涉及四大问题:无形资本的度量和影响;全球化、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GVCs)整合;要素配置和配置效率;以及这两大冲击的一些社会后果。本文总结了迄今为止提交的MICROPROD论文的主要结论,以及这些结论如何为当前政策辩论提供信息。

  但是,为期三年的MICROPROD项目在中期遭遇了COVID-19大流行,可能加速某些趋势,也可能扭转其他趋势。在宏观层面,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很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在欧盟,各国GDP下降了4%-12%。最初,人们希望这场剧烈的衰退不会持续太久。然而,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欧洲慢慢的变多的地区正进入第二轮封锁,V型复苏可能性降低。因此,在结论部分,我们将讨论三个问题,它们必然的联系到COVID-19冲击怎么样影响生产力,以及MICROPROD研究的信息在哪几个方面有助于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危机及其后果。

  正如Robert Solow指出,尽管计算机(以及今天的智能手机)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兴起总体上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一般带来生产率爆发。更普遍地说,近几十年来非货币性资产的迅速增加并未刺激生产率繁荣,至少乍一看是这样的。

  然而,从微观层面看,情况却不完全一样。MICROPROD研究了企业层面的生产水平,以探索无形资本如何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和附加值。在企业层面,无形资本投资似乎是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对生产率进行预测的主要的因素。此外,不一样的非货币性资产可能会对生产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衡量非货币性资产的贡献时,应将其单独核算。

  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无形资本投资集中在少数企业。许多企业并未进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或投资很少,而少数企业的无形资本投资强度非常大。尽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确实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力,但过度集中也代表着只有少数企业从无形投资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中受益。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总体层面上,经济效应不那么明显,这也可能意味着这些投资的正外部性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许多因素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在非货币性资产上的投资(规模、行业、位置)会有所不同。一篇MICROPROD论文(Altomonte等,2020)使用来自法国的数据,探讨了投资只集中在少数企业的一个特殊潜在原因。根据Altomonte等(2020)的研究,在更易获得低成本融资的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水平更高,从而获得比边际成本更高的溢价。因此,融资能力是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考虑到不同企业和国家在融资能力方面的差异,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释了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水平的不同。

  最后,广义的无形资本定义涵盖人力资本和企业组织形式。Müller和Neuschäer(2020)探讨了一个特殊的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工人通过工作委员会参与决策,怎么样影响企业在生产力、工资和利润方面的表现。研究表明,有工作委员会的企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工资和利润水准,原因是(尽管不完全是)他们吸引了最好的工人。

  区分无形资本和有形资本对于确定附加值的新来源很重要。我们观察到,长久来看,全球有形资本投资水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实际资本成本(真实利率)都在下降。换言之,尽管生产的附加值仍在增加,资金成本下降,但有形资本却越来越少。

  这表明无形资本创造的附加值慢慢的变多。因此,我们对无形资本的构成,以及无形资本如何创造附加值了解越深,就越能有效地刺激生产力。

  但除了度量之外,了解无形资本对生产率的贡献将有利于欧盟决策者了解真实的投资需求,以及在一直在变化的全球背景下指导产业政策。与韩国、日本甚至美国相比,欧洲企业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尤其是在研究和信息通信技术)方面明显落后。MICROPROD结果也代表着,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溢价差异可能是源于无形投资的差异(如Altomonte等人2020年的结论所示)。

  单就目前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它证明了鼓励研发及其他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特别是在中小企业)的合理性。促进研发并非易事,但一些政策似乎奏效,包括税收优惠和补贴、培训相关领域的工人以及支持技术移民。但其他政策(如专利箱)已经失败,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它们导致企业为了避税将其专利转移到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Bloom等,2019)。

  特别的,一些深化单一市场和推进数字单一市场战略的政策措施也被证明是产生企业所需的规模经济的关键——若企业能够大量投资非货币性资产的话。

  同时,了解无形资本投资如何导致集中效应可能具有广泛的意义。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美国)认为集中度的提高导致了垄断。在缺乏严格监管的情况下(Furman,2018),垄断力量反过来增加了市场占有率,同时在低利率环境下,垄断力量不断恶性循环,从而损害了生产率(De Loecker等,2020)。因此,美国要重新考虑竞争政策,这不仅出于生产率的原因,还因为缺乏竞争不利于新一轮的“破坏性”创新。然而,关于欧洲的新证据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并不一定有害。这可能仅仅是更高的生产率和配置效率的结果,因为高效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Van Reenen(2018)和Bighelli等(2020)证明了这一点。这对公司层面的生产率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不幸的是,它还未能给总体层面带来转变——总要素生产率仍在下降。

  此外,一些宏观经济后果阻碍了宏观政策顺利实施。我们在宏观工作包(WP6)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但主体问题是,如果持续的数字化意味着有形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之比降低,以及如果无形投资所需成本降低,那么实际利率的下降带来的压力将持续。而持续的低利率既是不利增长条件的结果,也是生产率和增长持续下降的原因。

  最后,非货币性资产对增长融资有显著影响。非货币性资产无法为银行贷款提供实物抵押。欧盟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提供融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依赖非货币性资产的生产(知识经济)可能缺乏融资。银行倾向于关注风险较小的成熟企业,而金融市场则为新的、更具创新性和风险更高的公司成长提供支持。初创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也最高,而成熟公司能够通过自身现金流,或者通过抵押实物资产来融资的研究表明,美国企业可获得的风险投资是欧盟中等水准的10倍多。由于风险资本的缺失,全球高科技公司(谷歌、亚马逊、Facebook和苹果)中没有欧洲企业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Demertzis和Viegi(2020)所指出的,这是发展长期资金市场联盟的另一个论据,因为纯粹基于银行的金融体系不利于高科技密集型产业和未来创新(Beck等,2020)。更有甚者,有证据说明,发展信贷市场阻碍了这一些行业的创新(Hsu等,2014)。

  MICROPROD论文针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日益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提高了参与国的效率和生产率”等共识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一些论文证明这一现象在总体水平上是成立的。例如,总的来说,进口竞争提高了效率。由于进口竞争,资源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同时一些企业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这都有利于平均生产率的提高。无法适应和调整的非生产性企业收缩甚至退出市场,而生产性企业则会继续存在。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如果生产性企业能利用无竞争力的企业释放开来的资源,就能获得积极的福利效果(Slavtchev,2020a,使用13个欧洲国家的数据)。

  然而,MICRPROD研究的经验证据也表明,考虑进口竞争的类型和来源是至关重要的(Braeuer等,2020,Slavtchev,2020b,均使用德国数据)。

  特别是,这些论文表明,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产品通常相对简单——它们采用“标准”技术和低工资劳动力生产。因此,研发没有办法弥补高工资的国内生产商面临的成本劣势,进口竞争造成国内产量和就业率的下降(在限制出口或外包的情况下)。从高收入国家进口的产品通常是相对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高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会刺激研发,导致生产率提高,而不会带来销售额和就业率的下降。

  Altomonte和Coali(2020,使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数据)也提出,进口竞争可能对生产率产生不利的中期副作用。特别的,他们还发现,有证据说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受到进口竞争影响更多的地区(主要来自中国这一低工资国家)自危机以来生产率增长明显放缓。

  最后,全球价值链中企业间关系的形成导致了创新——主要是供应商方面,不过购买方也会通过技术咨询、技术或资产转让等提供支持。从购买方到外国供应商的知识转移对于提高供应商的业绩尤其重要。这能采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但如果知识产权得到很好的保护,则不必这样做。有趣的是,当为重要合作伙伴提供产品时,大型外资企业比小型内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不会投资于创新以提升其技术水平,而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会根据买家的需求定制其生产流程和产品。

  MICROPROD的研究结果对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做出了积极贡献。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自由贸易能大大的提升生产率,这与理论预测相符。他们还指出,高收入国家之间签订的贸易协议促进了这些国家间的良好竞争关系,来提升了生产率。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旨在增加知识密集型行业竞争的贸易协议。对贸易协定的管理同样重要,因此,贸易的好处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多边体系的理想提供了证据——过去几年这个体系一直濒临崩溃。

  然而,这些论文也表明,全球化并非总是对所有人都有利。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涉及许多方面和很多问题。MICROPROD论文表明,部门差异和国家发展水平都会影响最终结果。因此,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进口商品,结果会更加不清晰。由于进口竞争而关闭非生产性企业确实有可能提高整体生产率。但结果取决于确保释放开来的资源重新用于生产部门,以防止净失业。这种资源的再分配并不是自动顺顺利利地进行的,因此进口竞争并不总是对所有人都有利。

  在这方面,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对应对贸易冲击至关重要:在特殊技能易于转让的地区,结果将是积极的。但如果工人没有可转让的技能,情况就有所不同。这强调了教育政策,特别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终身学习、再培训、促进流动性)对于确保工人能找到新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数字时代。

  最后,一些结果指出了全球价值链内部整合作为知识转移手段的重要性。效率和弹性之间有着一种权衡,而当前缩短全球价值链长度和遣返生产的努力将带来成本。尽管全球价值链的弹性问题正在得到讨论,决策者应该认识到知识转移是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MICROPROD论调了融资和货币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之间的权衡(特别是在危机期间)——这会影响生产率增长。

  首先,在银行监管方面,一篇论文表明,在危机期间对陷入困境的银行进行重组对生产率产生积极的长期影响(Gropp等,2020,使用美国的数据)。在危机期间,政策制定者的第一个任务是避免银行违约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潜在的信贷紧缩以及对企业和就业的负面影响)。但Gropp等(2020)的研究根据结果得出,让陷入困境的银行存活下来,虽然短期内产生的破坏性较小,但由于弱势银行和非生产性企业之间有无效信贷关系,会对长期生产率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文章还表明,事实上,经济危机过后,监管容忍度较低的地区更具活力,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项目、就业机会、工资、专利和产出增长也更多。

  第二,在货币政策方面,另一篇MICROPROD论文探讨了央行购买银行持有的资产怎么样影响与受益于央行干预的银行有关系的企业。文章表明,这一些企业在就业和销售方面的增长率低于从未受影响的银行获得融资的企业,但它们的投资和生产率水平也较高。这似乎意味着货币政策具备极其重大的长期影响,需要央行在决策中加以考虑,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从劳动力向资本的转移。

  这组论文研究了融资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目标是了解金融基础设施和政策怎么样影响产出。生产率不仅受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不同的融资方式也可能会引起不同的经济后果。

  MICROPROD的论文指出了银行重组的短期和长期权衡,即重组怎么样影响银行客户的生存能力。在效率边界上确定这种权衡的最佳点,是银行设计处置方案的重要考虑。

  但其他MICROPROD研究结果强调了理解非常规货币政策长期影响(例如对劳动力份额的影响)的重要性。在零下限下,各国央行正努力寻找刺激经济的工具。世界各地的央行纷纷采取购买资产(主要是政府资产)的方式,以降低长期利率,进一步缓解融资紧张状况。尽管采取这些行动是必须的,但这些影响,特别是意外影响,还不完全清楚。这适用于对银行盈利能力的讨论,但同时也适用于在风险偏好极低的环境下增加储蓄。一篇论文(Cycon等,2020)研究了这些越来越传统的措施的实际效果。

  最后,这些新的根据结果得出,重振欧盟委员会长期资金市场联盟倡议,努力缓解阻碍欧洲资源有效配置的融资约束,是至关重要的。

  进口和技术冲击可能在总体层面上带来生产率高增长。然而,这种影响可能是不对称的,少数企业获得了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大部分好处,而大多数企业则可能面临利润的压缩。

  特别的,Deng等(2020)利用德国的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对个人收入风险的影响。研究之后发现,进口越多,工人的收入风险就越高,而出口越多,风险就越低。这表明,理论上,一个地区高出口带来的收入风险降低能够弥补高进口带来的风险增加。因此,同时拥有进出口企业的地区有能力保护其工人免受收入风险的影响。

  此外,Altomonte和Coali(2020)表明,进口和自动化冲击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是因为竞争迫使企业投资新技术以减少相关成本。然而,这些冲击也使制造业就业下降,可能对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Lindner等(2020)利用匈牙利和挪威的数据调查了创新是不是真的存在技术偏差,从而加剧工人不平等。主要根据结果得出,在企业层面,受过大学教育工人比例和工资的增加能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这表明,在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将变得更重要。

  这些结果不仅从经济角度,而且从社会和政治角度都很重要——因为就业受到技术创新冲击的个人更可能投票给激进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Anelli等,2020,使用14个西欧国家的数据)。

  MICROPROD的这一部分关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潜在输家(通过重视分配结果)。

  研究结果揭示了进出口组合对确保收入稳定的必要性。它指出,一种更平衡的增长模式是必要的,即经济依赖于国内需求和出口拉动需求的结合。研究结果还表明,虽然数字化和全球化可能导致了生产力的全面提高,但它们在创造和破坏价值的方式上并不是中性的。有必要设计过渡政策,以帮助地区和部门重组——类似于欧盟为解决气候政策的负面社会后果而设立的公正过渡基金(Cameron等,2020)。

  MICROPROD结果对工人技能也有启发。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随技术慢慢的变重要,为满足未来需要,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培训。如果技术导致工资不平等加剧,那么福利制度就必须加以调整。

  最后,MICROPROD论文提供了一些关于过去20年里这些巨大的经济冲击带来的更广泛社会影响的观点。缺乏适当的工人再培训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政治两极分化,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个负反馈循环,在这个循环中,边缘政党上台执政,采用对工人不太有利的政策,进而导致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这一切都不利于包容性增长。

  这些MICROPROD论文为当前关于转型期社会调整的讨论提供了素材。从未来的工作到极端的政治结果,政策应同时确保技能满足未来的需要,以及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一过程中被远远抛下。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其负面影响不一定非得如此。

  总的来说,MICROPROD论文阐明了过去20年中两个主要结构变化对生产力的影响:一是全球化和中国的开放,二是经济日益数字化和自动化。MICROPROD阐明了这一些因素怎么样影响生产率,并指出要想取得良好的社会成果,分配因素是重要的。

  然而,如何利用研究结果为大流行后的生产率发展提供支撑?我们讨论了三个与生产率直接相关的问题,即COVID-19冲击可能会产生的影响:1)加速数字化,2)搁置或可能逆转全球化,3)如何利用应对经济活动崩溃的大规模国家干预。我们将讨论MICROPROD研究怎么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危机及其后果。

  自COVID-19发生以来,实体经济活动停止,数字活动增加。在《The Hype Machine》一书中,Sinan Aral(2020)写道:“线下世界停滞不前,网络世界就像数字森林一样重新点燃。对社会化媒体的需求急剧上升。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和Facebook Live的使用率一夜之间增加了50%。[…]随着电影院的关闭[…]Netflix在重压下崩溃了。”世界学会了在线生活以及在线开展业务。由于封锁,平均有35%的员工开始在家工作。尽管这种调整是被迫的,但将不可避免地持续到COVID-19大流行结束。

  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直接影响我们对生产率的理解。第一,需要怎样的投资才能使企业尽可能实现数字化?它必然的联系到对于无形资本及其对附加值贡献的讨论。第二,随着工作慢慢的变数字化,以及全球价值链缩短,技能的可转让性将变得至关重要。第三,数字鸿沟将影响分配结果。那些拥有更多更好的数字服务的部门(如线上教育)将更好地应对封锁。此外,那些无法数字化的工作通常工资也较低,受病毒影响也最大。与男性相比,家庭环境也影响了女性的生产力(Del Boca等,2020)。

  尽管COVID-19可能加速数字化进程,但同时很可能抑制全球化进程。在过去几年中持续不断的增加的保护主义倾向(主要涉及医疗用品等重要商品)在大流行期间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目前,全球价值链的长度通过其弹性来衡量。为了更好的提高应对外部冲击时的稳健性,是否应该遣返货物并缩短一体化全球价值链?但是,如果价值链延长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那么任何增强稳健性的尝试都必然会付出代价。此外,人们还担心这些成本会导致物价上涨,因此导致欧洲央行(ECB)提前收紧货币政策和加息,可能对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可持续性产生潜在负面影响。理解这个权衡需要理解长期一体化全球价值链的好处。MICROPROD试图描绘全球贸易如何、何时以及对谁有利。随着退出全球生产的进程加快,MICROPROD分析将有利于了解隐含成本,从而了解生产率所面临的压力。

  最后,紧急关停经济活动要求国家果断干预。财政反应同时具有快速和大规模的特点。在欧盟,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三大政策变化:解除国家援助规则、暂停财政规则,以及此前很难来想象的通过发行巨额共同债务来实现国家间财政转移支付。总而言之,欧盟及其机构已经为应对这一流行病提供了充足的工具和资金。这些措施使财政响应可以帮助维持家庭和企业的经济价值。在撰写本报告时,国家援助和财政规则的暂停仍然有效。

  毫无疑问,为帮助有生存能力的(即生产性的)企业在大流行中生存下来,以及帮助工人保住他们的工作和人力资本,国家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无疑会对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然而,这种规模的国家干预是以减缓创造性破坏的进程为代价的。直接作用于所有企业的国家支持可能会挽救有效率的企业,但也会维持非生产性僵尸企业,从长远来看会降低生产率。有一些观点是相反的:COVID-19危机和封锁迫使一些企业数字化,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因此,冲击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提高生产率。未来几年,随着我们对企业的退出和存活企业的转变有了更多了解,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生产力所受的总体影响。

  最后,并非所有国家在受到冲击时都有相同的财政空间。不可避免的是,在财政状况更健康的国家,直接干预(对公司进行补贴)更为有力。这是自然的,但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在财政状况脆弱的国家,大量生产性企业将被淘汰,可能会改变单一市场的格局。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